Google 新聞共榮基金的台灣經驗
本文分別從國際趨勢、著作權爭議與法規監理、以及台灣實踐出發，分析新聞媒體在科技驅動下的內容制度變化與倫理挑戰，並延伸討論以民主價值為核心的「責任式數位轉型」方向，媒體未來的競爭力不在於內容量，而在於信任、專業與資料治理的能力。唯有在 AI 技術與社會責任間取得平衡，新聞媒體方能在新的資訊秩序中重新定位，創造永續的價值與影響力。因篇幅較長，為便於閱讀分為三篇刊登，此為第三篇。（前文回顧：第一篇-AI 時代的新聞媒體變革 、第二篇-新聞媒體營運模式創新與價值再創）
基於筆者多年對科技技術、生態系運作與產業變革的觀察，以及在政策與產業實務一線累積的經驗，自2016年接任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以來，一方面身為傳統廣電新聞媒體主管機關監理者，一方面旋即致力推動網路治理與數位環境的制度性建構、與數位轉型。當時不僅提出跨時代的「數位通訊傳播法」草案，並在行政院層級倡議建立完整的網路政策架構；也透過機構內訓、跨部會協作以及業界對話，親自召集及主持網路平台業者會議推動可信任開放網路環境、規劃與建立兒少線上保護iWIN機制等重大議題。
這一切努力，不是為了單一方利益，而是為了建構一個能夠承受技術顛覆、促進創新與言論自由共存的數位社會基盤；其中也包括對平台責任、資訊問責與可能的反壟斷議題進行前瞻性的思考與討論，並促成業者簽署不實訊息自律準則等實務成果。
新聞媒體數位轉型及AI應用的觸媒與點火
2019年卸任後，筆者投身協助各行各業加速數位轉型，新聞媒體產業尤屬重中之重，並曾實地赴新加坡出席Google舉辦的「APAC Trusted Media Summit 2019」，深入研究國際趨勢與具體作法。
在當時一片媒體議價法的呼聲中，個人一貫主張認為，在數位化潮流下，媒體產業不再只是內容生產者，它所掌握的訊息對社會的影響力、對民主的健康至關重要，這需要媒體同時擁有技術與倫理的雙重能力，而非僅靠傳統採編慣性求存。在新聞媒體面臨產業結構性困境與外部議價壓力日益升高的當下，「立法干預新聞議價關係」雖然聲量大，但筆者始終堅信：在科技與市場快速變遷的環境下，優先推動數位轉型與能力提升，是新聞產業能夠真正掌握自我命運的關鍵，而不是以片段法規去解構結構性挑戰。
在這樣的理念之下，經過幾次洽談，筆者有機會爭取 Google 投入資源支持台灣新聞媒體進行數位轉型與 AI 等技術應用，不僅是一項大膽的創舉，更是為產業注入一把能真正點燃變革的火焰。這不只是資金的投入，更代表在多方利益關係人的創新生態系中，一個國際科技平台願意承擔部分公共價值使命, 與新聞業共同面對數位化挑戰、共同探索創新未來的合作模式。
Google 自2023年起，透過其「智慧台灣計畫」框架下成立「新聞共榮基金」，規劃以三年期程投入約新台幣三億元支持台灣新聞媒體進行數位轉型、AI 應用與創新實驗，並委託第三方機構以「獨立審查＋開放徵件」方式運作，協助媒體跨越既有困境，不僅強化技術能力，也鼓勵建立資料分析、新型互動內容等新能力，並特別關注中小型媒體的參與，以避免資源過度集中於大型平台手中。
這個機制帶來的價值遠超於單純經費挹注：
- 制度性地把資源聚焦到產業創新上：透過開放與競爭機制，讓各種形式的新聞媒體能就自身痛點提出具體轉型提案，而非被動接受標準化技術灌輸；
- 突破傳統新聞生產框架：基金補助的個案實例顯示，從 數位轉型流程再造、AI 視覺化工具、自動生成新聞系統、區塊鏈新聞認證，到數據驅動的受眾互動與內容經營等，新技術正在從被動工具轉為能改變商業模式與資訊價值鏈的關鍵因素；
- 促成跨界合作與社會價值重塑：由業界、專家、第三方機構共同參與的治理與審查機制，強化了社會信任結構與公共討論品質，形成媒體與科技平台共同對話的平台，而不是對立。
然而值得強調的是，技術應用本身從不等於轉型成功。目前台灣新聞產業仍面對結構性困境：包括營收下滑、人才轉型不足、AI 生成內容的責任歸屬與倫理規範尚未建立，以及資料治理框架缺乏等根本性挑戰。這些問題無法靠單純資金投入或技術灌輸解決，必須由媒體自身、平台生態與社會制度共同構建一套負責任、透明且可持續的新聞生產與流通模式。這要求所有利益關係人不僅是支持者，更是共同承擔者。
Google 新聞共榮基金不只是產業助力，更是一場制度實驗與公共價值再造的起跑點。如果能借此契機，在台灣形成「技術能力 + 倫理治理 + 商業模式創新」三位一體的新聞轉型路徑，將為全球數位媒體轉型提供一套可借鑑的在地經驗與策略，不僅能提升媒體自我更新能力，也能強化民主資訊生態的韌性與公共信任。
更嚴峻的風暴與信任挑戰
隨著科技技術再進階，生成式深偽內容（包括 AI 生成的假新聞、深偽影像與語音）對新聞媒體與公眾信任造成深遠衝擊。當技術越來越擬真，媒體工作者與受眾難以在海量資訊中分辨真假，可能侵蝕新聞媒體作為可信資訊來源的基礎，降低公眾對報導的信任度和共同事實共識的建立，甚至可能被用於政治操弄與選舉干預。生成內容可被不當用來散布錯誤資訊、模擬公眾人物言行、製造虛假影像與語音，在快速傳播的社群平台中更易失控，這些都挑戰了傳統新聞查證與真實性驗證的能力。深偽的泛濫也可能使受眾對任何媒體內容持懷疑態度，形成｢說謊者紅利｣，真正的證據也可能被質疑為假造內容。
面對此更嚴峻的風暴，需結合技術、制度與教育整體回應。新聞機構應升級事實查核流程，運用先進的AI偵測工具與數位水印、來源驗證系統，以辨識和標註生成式內容，提高報導可信度。
政府與平台可制定透明的規範與標準，如建立可信來源白名單與 AI 生成內容標記制度，並考慮立法限制惡意深偽散布。當然，加強新聞媒體與公民的媒體素養教育是最重要基礎建設，使大眾具備基礎判讀假訊息與識別來源的能力，提高社會整體抗假訊息韌性。
再次，新聞業、科技平台與政策制定者尤應合作，共享偵測技術與威脅情報，形成跨界聯防機制，以快速應對生成式假訊息的擴散。這些策略旨在維護資訊生態的真實性與媒體的公信力，緩解深偽內容對社會信任的侵蝕。
以民主價值為核心的數位新聞新秩序
以民主價值為核心的數位新聞新秩序不應只是口號，而是對新聞媒體在數位化與 AI 浪潮中角色的根本再定義。數位轉型與生成式 AI 應用帶來資訊生產、傳播與消費模式的深刻變革，同時也重塑了公民對真實與信任的期待。在這場變局中，媒體既是技術採用者，也是民主治理的守門者；它的抉擇將決定是否成為增進公共理性與社會凝聚的力量，或是被演算法誘導的碎片化生態所淹沒。
AI 驅動的內容分發與深偽技術已證明，當速度與流量優先於內容品質與透明度時，新聞公信力與共同事實基礎會迅速侵蝕，導致受眾選擇性迴避或依賴非專業來源，進一步弱化民主對知識共享的要求與公共討論的品質。
真正的數位新聞新秩序必須將民主核心置於技術之上。 這意味著媒體不僅要善用 AI 來提高效率，更要以倫理、透明與責任為指引，構建能增強而非削弱信任的新聞流程。技術應被設計與應用為促進事實查核、解構誤導、彰顯來源與提升內容可解釋性的工具，而非僅是流量增長的引擎。媒體必須重新強化其作為公共領域守門人的角色——透過嚴謹查證、公開算法運作原則、與公眾建立直接的信任關係，重塑對專業新聞的認同與依賴。這種角色不僅是商業競爭，更是民主韌性與公民能動性的支柱。
台灣的 Google 新聞共榮基金提供了一個方向性及制度性起點，但未來的關鍵並不在於單一資金支持，而是要打造一個可持續的「科技—媒體—民主」三元平衡機制。這一機制需涵蓋：技術開發與倫理標準的協作制定、跨部門的公共治理架構、以及媒體與公民之間信任的重建體系。唯有讓科技放大真實、放大公共利益，讓媒體在新型營運模式中實現社會價值與商業永續的雙重創新，民主社會才能在 AI 生成內容的挑戰中堅守其核心價值並迎向更具韌性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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