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亞馬遜、Google，以及蘋果幾乎掌握我們的生活，數位時代的壟斷問題比起類比時代更難對付，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教授吳修銘《巨頭的詛咒》（The Curse of Bigness: Antitrust in the New Gilded Age）一書，說明企業巨頭為維護自己經濟實力，透過政治力造成民主社會的巨大危機。

美國第59屆總統大選的開票過程及後續結果引發世界關注，美國國會更在1月6日遭到總統川普的支持者侵入，一度造成新任總統當選確認過程停擺更釀成死傷，許多社群媒體為了避免「煽動暴力的風險」，紛紛刪除川普帳號或給予限制發文的處理，包括三大社群平台 Facebook、Twitter、YouTube，連帶川粉聚集的社群平台Parler也被科技巨頭聯手封殺，除了言論自由，還有甚麼重要議題是我們忘了討論的？

在數位時代，科技巨頭Facebook、亞馬遜、Google，以及蘋果幾乎已經掌握了我們的生活，甚至有足夠資源滲透且影響政府。數位時代的壟斷問題比起類比時代更難對付，而當今的人們卻早已忘記「反托拉斯運動」的精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教授吳修銘繼《注意力商人》《誰控制了總開關》之後，出版《巨頭的詛咒》（The Curse of Bigness: Antitrust in the New Gilded Age）一書，說明企業巨頭為了維護自己經濟實力，透過政治力造成民主社會的巨大危機。

透過這本書，作者希望帶起更多人了解關於企業巨頭壟斷的影響，包括極端的經濟集中，導致資源不平等與物質痛苦，權力與資本的集中加上價值觀的單一化，甚或助長人們支持民族主義或是極端主義領導的政權。而跨國數位科技巨頭的壟斷地位，將因跨國使用者在搜尋、電商，社群網路、應用服務的使用增加而越趨嚴重。
可以想像，除了濫用隱私的批評之外，這些掌握龐大數據資產的大型數位平台將擁有不公平的競爭優勢，更加不利新創事業的發展。過去，這些數位平台巨頭為了阻礙政府立法強化平台責任，更是投入鉅額經費在政府和國會遊說，將龐大經濟力量轉為政治力量。這個盤根錯結的政治經濟問題，除了政府採取合理作為解決之外，如何透過公民的行動達到重要的權力制衡，也是這本書裡討論的重要議題。以下為本書部分精彩內容摘錄：

不只要生存的權利，還要生活的權利

今天就如同1910年代，工業化世界有兩個重要的經濟事實。

首先，再次出現貧富懸殊的鴻溝，這種趨勢在美國最為明顯，美國最富有1％的人，其收入占全國所得23.8％，控制全國財富的比例高達驚人的38.6％。

第二，回歸集中式經濟，亦即產業被更少且更大的公司所主導。正如世界經濟論壇證實，更高比例的全球財富被更少的公司與產業控制。在美國，1997年∼2012年之間，75％的美國產業更為集中。同樣的，自2000年以來，衡量市場集中度的赫希曼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顯示，全美75％以上的各行各業集中度增加。當美國公開市場已經失去了近50％的上市公司，股市實際上是萎縮的。

最顯而易見的合併趨勢就在我們眼前：曾經開放且有競爭力的科技產業，已經集中成為少數幾個巨頭：Facebook、亞馬遜、Google，以及蘋果。這些公司掌握的權力似乎引起了大眾的關注，亦即我們面臨的問題已超越了狹隘的經濟範疇。大型科技公司無所不在，似乎對我們太過了解，似乎對我們的所見、所聞、所做，甚至所感有著過大的影響。當少數幾個人的決定可以對所有人造成極大影響，它重新引發了誰是真正主宰的爭議。套用參議員謝爾曼（John Sherman）的話來說，它們的權力感覺就像「國王的特權，與我們政府的形式並不一致。」《謝爾曼法》（Sherman Act）就是以他命名的。

如今的經濟看起來就像是鍍金年代的仿製品，我們的政治與其不謀而合，也就不值得太驚訝了。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勞工遭受殘酷的對待，中小企業遭到破壞，廣泛的經濟苦難，造成廣大民眾的憤怒，以及對全新且不同事物的需求。強勢領導人承諾重新恢復偉大，為勞工提供生計，並且建立新秩序。

如今，經濟上的不滿正導致世界各地出現類似的憤怒民粹主義。一些人把自己的命運歸咎於移民、猶太人、穆斯林、基督徒，或可能是中國人或美國人，從而產生新一代的排外、民族主義，以及種族主義政治。其他人則指責銀行家、科技產業，或一般的企業。由於比父母更貧窮的羞恥感、像是用過即丟的勞工，以及前景遭到忽略等現象的煽動所致，我們目睹了憤怒與暴力政治的回歸。

從二十世紀得到的更好教訓顯示，較不激進的替代方案有其成效：幫助失業者與老年人的計畫，保護工作者與勞工的計畫，以及其他努力諸如削弱不受控制的資本主義固有的殘酷和不平等。因此，在美國出現了一種不同的運動和方法，來應對累積的私人權力的結構源頭，並以其目標「托拉斯」（trusts）來命名，因此有了「反托拉斯」法。

若有人認為反托拉斯法可以提供不平等或其他經濟問題的完整答案，那就太誇大了，不過它確實觸及私人政治權力的根源：促進政治行動的經濟集中化。提倡復興反托拉斯法並不是要跟其他解決不平等問題的經濟提案競爭，但是重新分配財富的法律，卻遭到集中的產業所增強的政治權力所阻礙。經濟結構對於經濟政策領域的所有事物，產生潛在的影響。如果反托拉斯法不是解決方案，從歷史上來看，它已成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值得重新審視它可以做些什麼。

為了要了解現在的處境與未來的發展方向，我們必須回到過去那一刻，那個開始處理今日仍面臨之問題的時刻。

（本文書摘內容出自《巨頭的詛咒：就是他們！正在扼殺創新、中小企業、你我的隱私資訊和薪資》，由 天下雜誌授權轉載。